重生之大总统-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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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政府别有用心的洗脑，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显得滑稽可笑。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

　　　　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我们人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能否迎来一个新时代，这很难说。

　　　　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但这种自信，离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太远。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还是不要佛祖，而想念秦始皇。我们的人民，无法理解佛祖背后可以持久地令仁爱、宽容、及理想深入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梦想：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我们在等着秦始皇给我们送来。我们在默默等着秦始皇把人民的政府还给我们！

　　　　我们的政治，还是崇尚权谋而不是表达为人民谋福利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习惯了对社会的欺瞒或劫掠。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似乎自己并不需要，也不理解其他社会的人为什么需要。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有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哪一天，我们的大总统能问心无愧跟所有人民说：‘人民的国家，还给你们了！’我们国家的新时代，就真的开始了！”

　　　　宋骁飞看鲁迅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他内心也大半认同鲁迅提出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面色严肃。但是鲁迅提出问题，还是一如既往的刻薄。不留情面，让宋骁飞心里有点不爽。

　　　　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看宋骁飞看鲁迅的文章入神。用手指敲了敲他面前的桌面，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国民代表大会的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要求免去他教育部副部长一职。鲁迅再这么抹黑中华帝国，他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青年人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呀。”

　　　　宋骁飞没有说话，而是翻开第二篇。署名“皇甫”，标题吓了宋骁飞一大跳《鲁迅是敌对势力抹黑中国的工具》，文中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看不得中国崛起，对鲁迅的格外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正是在美国和西方传媒的包装下，这个所谓‘民族脊梁’被贴上醒目的政治标签，树立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人物。但再怎么看，鲁迅也代表不了多少人，真正能代表的是他的后台老板即欧美**势力的利益。鲁迅已经成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和棋子。

　　　　任何社会形态和体制中都会存在问题，但没有哪个国家容许他国干涉本国内政。如果美国确实想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那么就不能再固执地迎合甚至鼓励中国极少数人的极端言行，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

　　　　美国式人权、民主和自由不适合中国，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学会适应与中国平等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打着‘人权’、‘自由’、‘民主’等旗号制造事端，只能是自曝其丑，对中国不起作用，对美国自己更没好处。

　　　　奉劝国内的鲁迅们，把国当成家吧，别动不动就因为自认为的各种不舒服，跳出来大骂自己爹妈，别人怎么看你会看得起？其实。你再骂，最后真心保护你的。还是那个被你骂的亲爹妈，你的父母在你眼里也有缺点吧那就如对国家这样。抹黑中国，逢中必反，让外人看笑话，真是无耻至极……”

　　　　宋骁飞看到这篇逻辑混乱的文章，对阮忠枢说：“这篇‘皇甫’的文章，是出于你这个兼职的宣教部部长之手吧？火药味十足呀！”

　　　　阮忠枢说：“是的。接下来，我们准备组织高校批判鲁迅，希望教育部也能尽快解除鲁迅的公职。大总统，你看看第三篇文章，是鲁迅的回应，话说得就更过分了。”

　　　　宋骁飞拿起报纸一看，标题是《不存在抹黑中国这回事》，鲁迅回应“皇甫”的文章说：“皇甫自己吃多了正面宣传的药，也就总想着别人脑子里的思想是有毒的，总想开出爱国的方子。吃多了正面宣传药的人，自以为是、喜欢把别人当傻瓜说说倒也还不是什么大事，怕就怕他还要呼吁政府强制执行他的自以为是，呼吁政府去强行把别人当傻瓜对待，呼吁政府去强制别人也和他一样思考。

　　　　其实，根本就没有抹黑中国这回事，也没有谁不爱国这回事。爱国是人的天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无中生有地批评别人不爱国，来彰显自己很爱国，实际上，认为别人脑子有问题的人，大多自己会被别人骂神经病，而随随便便把别人当傻瓜的人，通常自己才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那是正常人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

　　　　阮忠枢说：“鲁迅第一篇文章影射你是秦始皇，这一篇回应的文章，又骂我是指鹿为马的赵高，是可忍孰不可忍，请大总统马上罢免他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严惩不贷，否则人心就乱了！青年人的思想，就难以统一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教育部很多老同志，也早就看不惯鲁迅的所作所为了。”（未完待续）
第二章　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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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忠枢要求宋骁飞罢免鲁迅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宋骁飞很为难。当时，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力挺鲁迅和社会不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国，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宋骁飞知道，这次从鲁迅文章引发的骂战，到学生走上街头，都只是国内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中国经济虽然每年都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的现象却日积月累，国富民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1908年爆发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战争结束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大批帝国的元老，也相继病逝，可以说国内的政治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民众对政府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895年起，总统宋骁飞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不是宋骁飞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宋骁飞熟知后现代的历史，明白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数来数去，也就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得就剩钱了，现代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所以，尽管刚开始推行开明**，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宋骁飞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直谨慎推行。1910年，作为国际上的超级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宋骁飞的权力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甚至父辈们祖辈们，连美国总统也望尘莫及。但他还缺什么呢？他的多数人民，还是和以前那样守旧落后。尽管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雄起，让数千万中国人先富裕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宋骁飞这样一个有大抱负的总统来说，多数人民的命运，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在过去。对于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大总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国人民惯于对于权威顺从、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骁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社会革命”。

　　　　比如中国迅速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规模。对于一小部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势力，宋骁飞则利用军警对他们实施了镇压。这些重要的“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等，一直持续到1910年，包括二十项改革计划。

　　　　这些社会改革实施以后，加上此前的工业积累和战争刺激的需求，中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从1895年到1910年，中华帝国就像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之后的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从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黄金时代”，宋骁飞的夫人们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们赢得了民众广泛的爱戴和欢迎。

　　　　席幕嫣执掌中国的红十字会，不停地走访中国各地，频繁地参加国内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中国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云南和贵州，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席慕嫣也相当睿智，能胜任她的角色。她已经习惯于为自己深爱的丈夫辩护，以至于可以驾轻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锐的问题。在陪着宋骁飞出访美国的活动上，一位美国左翼记者提问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捡食垃圾，你跟大总统该如何解释？”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纽约也能看到有人捡食垃圾！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飞速进步！”

　　　　而容蓉，不仅对欧洲文艺很了解，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她从政府财政收入中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而且。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中国的识字率从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长到40％。还有上百万的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归来。同时，工商立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中国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所以很多人对复兴党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

　　　　并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轻人，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复兴党

　　　　宋骁飞知道。中国的大改革必须立即启动了。当阮忠枢让宋骁飞罢免鲁迅，宋骁飞思考了良久，说：“你马上通知在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明天到国民议会召开全会。”

　　　　阮忠枢知道宋骁飞准备回应社会关切了，他有点担心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总统转述李鸿章总统的那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学生们还在街头示威，还是先解决鲁迅的问题吧。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击他，认为他不适合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宋骁飞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