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从街上“捡回”失忆人 1991年8月的一天,家住哈尔滨的李成军与妻子路莹到商店买东西,当两人刚要过马路时,突然,从右面路口冲出来一辆急驰的汽车向一个男人撞去。这个男人见汽车直奔而来大惊失色,急忙往一旁门。无奈,汽车仍无情地从他的双腿上压了过去,他的头重重地撞到地面。面对惨剧的发生,李成军夫妇目瞪口呆。这时,肇事汽车停都没停,飞也似的逃了。出事现场很快围上了一群人,有人喊:“这个人还没死,得赶快送医院!”却没人伸出援助之手。 李成军夫妇挤上前去,看到血泊中的男人已奄奄一息,李成军忙对妻子说:“你快去拦辆出租车。”说罢,毫不犹豫地抱起了伤者。到了医院,大夫一边组织抢救一边让李成军去付3000元押金,路莹见状对丈夫说:“你在医院守着,我回去取钱。”虽然抢救及时,伤者没有性命危险,但是由于他的双腿被碾得粉碎,只好做了截肢手术。...
:**序从天堂到地狱王尔德自我的悲哀画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英国19世纪末颓废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有过因杰出的才华而众星烘月般的荣耀,也有过因放浪不羁、声名狼藉而坠入万劫不复的精神地狱的悲惨。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同一体,解剖这个复杂的矛盾同一体,对我们了解一个天才的人格,了解这个天才所处时代的"人格",都是意味深长而又艰难的工作。而他一生所写的书信,无疑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件锐器,是我们可以探视到王尔德灵魂最深处秘密的窗口。...
楔子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希望自己是一只雄鹰,能够奋力保护你免受任何伤害。——李子涵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希望自己是一只天鹅,并不是因为它的美丽和光鲜,而是因为它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一生只爱一次。——刘敛男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希望自己是一只萤火虫,虽然渺小却可以萦绕在你身边,为你所爱。——楚天依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希望自己是一只衔泥的燕子,可以为你筑个温暖的窝,在那里等着你回来。同一个屋檐下,你只有我,我只有你。——催果果第一章 感动上帝的泪 我离开别墅,骑着摩托车向着我不愿去的方向奔驰着。虽然仅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却像隔了一昼夜,虽然那么不愿到达,却还是到了。我拔下车钥匙,推开了门。何韵薇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勾勾搭搭,风骚的表情。我把门敞开,整个身体半倚着门和何韵薇四目相对。...
在这个长岛火车站的停车场,每天早上总是停满车子,每天晚上又总是空空荡荡。因为许多在纽约曼哈顿上班的人,早晨都从家里先开车到车站,搭火车进城,下班再搭火车回到这个车站,开车回家。 火车的班次多,不堵车,不误点。附近的上班族,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自己开车进城了,也由于每天总是同一批人,在同一时间,搭同一班车,彼此虽不一定知道名字,但都有了熟识的感觉,偶尔也说说笑话,聊聊天。但在“9·11”这天,在回长岛的火车上,不再有人说笑。每个人都板着一张脸,熟人见面只是点个头,就又把脸朝向窗外。 车子也比较空了,有些人在世贸中心倒塌之后,吓得提前回了家。有些人被困在城里,无法搭上车。当然,也有些人再也回不了家。...
从我没记事起,就在奶奶身边。 奶奶的白天和晚上是不同的。晚上她一边梳头,一边讲神奇的故事给我听。夜晚给她的声音镀上神秘的色彩,我几乎认为她被故事里的神仙施了法术,她要是长了翅膀飞了可怎么办?于是我就拼命钻进她怀里,把腿也架在她身上,生怕她离开。她就会搂住我钻进被窝里,每天晚上,我都在她坚实的臂弯里,幸福的进入梦乡。 第二天,她成了白天的奶奶,个子高,身板儿壮,穿得干净整齐,浓密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的挽在脑后,我就觉得安全了。 奶奶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有学校里学不来的善良心地。她喜欢动物,最多的时候同时养着二十六只鸡、两条狗和三只猫。我就是书小动物才学会的数数。可她惟独不养猪,因为不忍心年底拉去杀了。...
一、《发条橙》的故事与后现代社会①见斯科特·莱希约翰·厄里着《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总之,由于文化制品的日益丰富和加速流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不是批判或激进否定,而是加以极度夸大,说明它比现代主义还现代。由于一系列形式上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社会的许多准则都不管用了;本来,犯了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后现代社会中,原本是主体的人成了客体,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怎么负责?还有,主人公钟爱的贝多芬《第丸交响曲》合唱歌词被篡改,成了喧闹、屠杀、打架的颂歌。电视机里播出的节目、音响里的音乐,到底算不算主体的行为记录?难怪西方知识分子这么痛恨“音乐电视”,对成天守着电视机的电视瘾君子不屑一顾。有一点我们是深有感触的,美国经常发生青少年持枪不问青红皂白向人群扫射的事件,他们视性命如儿戏,是否以为被杀死的人可以像电视中所表现的一样转身站起来,若无其事地...
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文化是什么?” 是在1999年的“议会”里。从9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12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或48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2005年1月5日凌晨,金沙江边车轴村老杨家的孩子、中甸土著心目中的雄鹰、年轻的人类学学者、原住民权益和自然生态的勇敢守护者、大家的朋友、刚满32岁的萧亮中,在繁华京都一处清贫狭窄的出租屋中,因劳累过度猝然病逝。 亮中一直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能长期在野外工作,还同歹徒搏斗过。但大概自上大学起,他就一直在透支故乡健康的自然赋予他的健康身体。在硕士论文后记中他曾提到: 撰写车轴村新民族史时,他彻夜不眠、腰酸、眼痛和双手痉挛。但他又说:“我长久地陷入田野的兴奋和乐趣中。”后来,他又为金沙江边斯土斯民的权益超负荷奔走和撰写文案,最后像一个战士一样仆倒牺牲了。据悉,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为包括《南风窗》在内的媒体修改关于保护金沙江的稿件。...